摘要：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根据地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的办学实践中，在延安精神深厚的土壤中形成了爱国主义、唯物主义、集体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五种精神有机统一的大学精神。并在这种大学精神的根基之上，又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做人为先、学以致用。这一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在延安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延安大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为民族解放、革命胜利和祖国昌盛做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延安大学延安精神 做人为先 学以致用 引言 1945年5月，国民政府组织了一支由21位中外记者组成的西北参观采访团，从重庆到延安采访。在延安，这个团的重要成员，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的记者史坦因，在与延安大学校长周杨的对话中说道：“我很怀疑国民党区域大学生学术水准比延大学生高多少。那里设备条件的优良，全部被压迫知识的空气所冲消。从某种意义上说，占有知识正这是他们的不幸。但我相信，延大学生具有战时中国需要的更多的实际知识，他们有更好的机会来协助打仗和和社会进步。这些人如果能有一个机会去做真正的改革工作帮助老百姓，不管在地方政府域在偏辟乡村，他们都会甘心情愿去再受一次营养不良的苦难”。［1］（p10）做为第三方的观察，史坦因的认识的确是客观而极其深刻的。延安大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训练了一万左右的青年干部，分布到中国每个角落”。［2］这些青年干部都是德才兼备的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民族解放、革命胜利和祖国昌盛做出了卓越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在延安大学（包括前身院校、合并院校）任职、任教和学习过的校友，有近30位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学部委员、两院院士有20位。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有40多位。担任省部（军）正职的有200多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云峰主编的《延安名人辞典》，共收录延安时期工作学习过，建国后曾担任过副部级以上领导职位和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名人3623人，而延安大学（包括前身院校、合并院校）校友就达654人，占到六分之一强，这已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在延安时期那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延安大学只所以能够创造这样的教育奇迹，当然有许多重要因素。但通过笔者对延安大学历史的考察，有一个根本的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时下的热门话题，大学精神与大学理念。也就是说，延安大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办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以其崇高的大学精神和科学的大学理念。 一、延安大学的历史及大学精神 延安大学坐落在革命圣地延安，它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亲自命名，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根据地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1941年7月2日，任弼时领导的“改革中央组织机构与筹备总供给委员会”会议，研究了洛甫（张闻天）提出的“青干、女大、陕公等合并成立大学”的意见，并提出了实施方案，组成了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凯丰为主任，罗迈、柯庆施、徐特立、冯文彬、周扬、王鹤寿等为成员的学校合编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 1941年7月13日和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研究了学校的合编问题，并于7月30日正式做出决定：“青干、陕公、女大合并，定名延安大学，以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3］ 学校受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领导。1941年9月22日，延安大学正式成立，设社会科学院，院长艾思奇；法学院，院长何思敬；教育学院，院长刘泽如；俄文系，系主任黄正光；英文系，系主任许乃生；体育系，系主任张远；中学部，部主任林迪生，由赵飞克担任学校秘书长。并规定学制本科为三年，专科二年，当时大学部是按照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入学标准遴选与招考的，所以人数很少，只有500多人。“由三所学校合并而来的延安大学并非是三所大学的简单归并，而是一种新型教育体制的实施。这种新教育体制注重的不仅仅是价值观、世界观的革命化改造，而且还注重科学技术的学习与应用；不仅仅是被培养者接受速成式的训练，而且注重被培养者深厚科学知识底蕴的积聚。”[4](P55)所以“延安大学的诞生既是对中共中央领导下自进入陕北以来的传统红色教育（干部培训班）的一个总结，也是红色教育的起点（正规大学教育）。因此，延安大学的诞生在中国红色教育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4]（p55--56） 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学。1944年4月7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延安大学与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延安大学，由周扬担任校长，王子宜、张如心担任副校长。新组建的延安大学设立了行政学院、鲁迅文艺学院、自然科学院和一个独立的医学系。行政学院设有行政、司法、财经、教育四系；鲁迅文艺学院设有戏剧音乐、美术、文学三系；自然科学院设有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农业三系。加上医学系共11各系近30个专业。另外行政学院和鲁迅文艺学院还设有研究室招收培养研究生。据1944年6月的统计，全校教职员工575人，学员1302人，成为一所文、理、工、农、医、法、教、艺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正如一些教育史家所指出的“从设置和规模看，此时的延安大学即便与正规大学相比，也算得上佼佼者。”[5]（P463）同时，一些教育史家也明确指出：“这是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第一所具有工、农、文、理、医、艺学科的综合性高等学校＂。[6](P419)1965年4月22日下午，吴玉章在接见延安大学校史资料征集人员时谈到：“延安大学的成立，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延安推行新的教育。它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史上第一所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4]（P305）2005年6月9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省部共建延安大学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可以无愧的说，延安大学是我们党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在根据地亲自创立和建设的第一所综合性的、也是带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这个历史是国内其它高校所没有的。”[7]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储朝晖在其所著的《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一书中指出：“大学精神是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承在大学实践中的体现，它的核心是一种价值，它从大学精神的源头、所处本土文化的民族精神、所处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中萃取它所需要的成份来聚合自身，同时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形成互动；大学精神通过具体的大学之人对具体的大学之事产生大学理念，形成大学文化”。［8］（p 63-64）延安大学是中国产党在延安时期创立和发展的一所大学，所以延安大学的大学精神深深地根植于延安精神。延安大学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创建者和忠实实践者之一，延安精神作为一种人的“精神状态”、一种人格、一种道德情操、精神面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集体的群体性格、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升华。正是在延安精神的创建和实践之中，延安大学形成了自己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大学文化无疑应该是先进的文化，它对于整个社会文化应当具有引领作用，这是大学文化的本质要求。正如杨福家先生所言：“大学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大学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共性，其核心与灵魂则体现于大学的精神。”［9］延安精神的内涵表现在四个方面：信念层面：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理性层面：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彻底的唯物主义；价值层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高尚的集体主义精神；人格层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英雄主义。首先从信念层面上来讲。延安精神的信念层面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体地说就是中华民族解放和伟大复兴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突出地表现为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延安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爱国主义在延安时期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所以延安时期的爱国主义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超越了以往爱国主义的局限性，成为一种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大学文化的内涵和本质要求是追求真理、理想、人生抱负、崇尚爱国主义。但追求什么样的真理、理想和人生抱负，崇尚怎样的爱国主义，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大学，有着不同的标准。做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人才的延安大学，在大学文化或大学精神建设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容质疑的，它所追求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它所追求的理想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它所崇尚的爱国主义是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本质上相统一的爱国主义。所追寻的强国之路、民族复兴之路必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大学精神的内涵与本质要求与延安精神是相统一的，在培育自己的大学精神时，延安精神是其基础和源泉之一。其二，从理性层面上讲，延安精神的理性层面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是延安精神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大学文化的内涵和本质要求是严谨求实，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术自由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这与延安精神的理性层面有着必然的内在一致性，是一种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而且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正是延安大学大学精神的核心。其三，从价值层面上讲，延安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高尚的集体主义精神，它是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也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大学文化或大学精神的内涵与本质要求是崇尚道德，从道德本质而言，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此，道德也必然带有阶级属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核心。所以这与延安大学的大学精神就成为一种逻辑必然。其四，从人格层面上讲，延安精神表现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它是延安精神的突出特征，蕴涵着延安精神的广博纲要。自力更生就是自己相信自己，自己依靠自己，走自己的路。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自信、自立、自尊的主体精神。艰苦奋斗是一种奋发图强的创业精神，它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升华，也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因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成为延大精神的突出特征，这既是客观必然，更是主观的自觉。 综上所述，可以说延安大学的大学精神同延安精神的本质是一致的，所以，延安大学的大学精神可以概括为爱国主义、唯物主义、集体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五种精神的有机统一。 作为大学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大学精神不只是单纯的价值，它还应包括作为大学精神特点的价值在大学设置和运行中的体现。根据管理学对大学设置对象、内容及操作要项等所提供的线索，储朝晖将大学设置厘定为：“校园环境、物质与文化、机构设置、管理体制、组织行为规范。”［8］（p72）。关于大学运行，一般管理学强调的过程为“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过程”，或将学校的运行归结为“制订计划、组织执行、监督检查、总体提高”四个基本环节。储朝晖在这四个环节前加上了“理念形成”作为大学运行的循环，明晰了大学精神与大学设置及运行之间的关系：大学精神对大学设置和运行起统摄作用，这种统摄作用可发生在大学设置与运行的每一个部分和环节；它发挥作用的形式并非“钢性”，而是“柔性”的；它作用的中心点是大学理念，而大学精神是大学理念的支柱和高度凝练，大学精神统摄着大学理念。同时，大学精神对大学运行及设置的作用通过大学理念来发挥，它主要作用于大学的运行过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的设置提出变革要求或进行改革。根据延安大学的大学精神，学校明确地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做人为先、学以致用。 二、延安大学办学理念的首要论题---做人为先 储朝晖在《大学管理从“心”开始》一文中指出：“‘士’是中国大学精神千年主体，‘德治’是中国大学精神久远根其，‘做人’是中国大学精神的首要论题，‘合一’ 是中国大学精神的结构特征。”［10］显然，延安大学的大学精神和在大学精神根基上所形成的大学理念是可印正这个观点的。毛泽东1937年11月23日为陕公题词时明确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4］（35）因此，毛泽东在给“抗大”第三期学员讲课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11］（p4）直接从陕公延续的延安大学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作为办学的重要理念。首任校长吴玉章明确提出：延大的教育目的“不但在专门技术和知识的获得，且更应注意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延大不应当只是学科学的学校，而应当是学做人的学校”。［12］因而，延安大学始终将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理直气壮地强调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价值观、世界观的革命化改造。在教育方针中明确提出：“本校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增进学员的革命理论和知识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并进行人生观及思想方法的教育，以培养学生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4］（p137） 并开设了《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和《时事教育》四门政治理论课课程，将共产主义理想、理论、精神、道德，以及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和新民主义革命理论融入这些课程之，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和革命人生观教育。延安大学的政治理论课教育，甚至得到了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亲自谋划。1944年5月，毛泽东在亲自参加延安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讲话后不久，专门将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请到他的办公室，就延安大学的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进行了研究，并做了十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他提出延安大学要开一门全校都听的大课，这门大课应该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现实的理论与思想问题。毛泽东还说自然发展史这门课可以让于光远讲。［13］（p156）周扬校长对毛泽东这一指示的深远意义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也高度重视，决定由他本人与副校长张如心，及时任学校教务处教学科科长的青年教师于光远主讲这三门课，并对课程进行了具体的分工。于光远讲自然发展史，张如心讲社会发展史，周扬讲现实的理论与思想问题。经过一段精心准备，很快就开始上课，由于周扬、张如心、于光远都是延安当时著名的理论家，所以课程很受师生欢迎，效果非常好。抗战胜利后，著名教育家江隆基出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党总支书记，主持学校工作。他继承和发展了延安大学在毛泽东亲自倡导和关怀下形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优良传统，重视并按照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又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改进。他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应以系统而明确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为主，他提议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课程开设后，为了强化和推进这一工作，学校还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研究室，江隆基亲自上讲台，主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江隆基在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时学的是经济学，特别是在日本，他与长兄江裕基共同翻译出版了《新经济学大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深的造诣。因此，他的课深入浅出，非常受学生欢迎。这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不仅为延大后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也形成了建国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的雏形。这种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延安大学实施做人为先理念，对学生进行思想改造和德育的主渠道。 三、延安大学办学理念的核心---学以致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延安各个干部学校教育工作的整风，比较集中地揭露和批判了过去学校教育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延安各个高等干部学校贯彻中共中央“四三”决定，普遍开展了办学方向的大讨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理论和应用（实际）的问题，教育为现实与为将来、为边区与为全国服务的问题，以及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 这一讨论以自然科学院为代表，讨论从1942年1月开始，至11月30日结束。特别是1942年9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将这一讨论由自然科学院引向整个延安，形成了延安机关学校历时30天的大讨论。最后徐特立对这次讨论做出总结。他说：“这几天的材料都是很好的，我们要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各工厂、农场密切的联系起来，把理论与实际做到真正联系。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培养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科学技术干部，给他们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至于有些同志提出的要‘博’要‘专’不是学校单独能解决的，还必须到社会上去钻研，到实际工作中去长期锻炼。必须经过学校和社会两个阶段才能完成‘博’与‘专’。那种‘学校即社会’把两个阶段混为一个阶段的杜威主义是有偏向的，是不对的。相反的，‘社会即学校’的主张，既是否定学校教育的意义，想单纯用带徒弟的办法，这也是一种偏向”。[14](P124)徐特立认为，学校的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他说：“普通原则问题越能多了解，就越能专门化。过早的专门化就只能完成，不能创造。在边区新的环境下，如果只有普通科学基础不够的专门家，想把科学推向进一步是不可能的。”[15](P91)他进一步指出：“任何大学都不是纯理论的，在第一年只是补充中学时普通程度的不够，二三年才开始专门化，第四年分科更细。”[15](P251—252)最后，他总结道：“一切学问都是普通真理和具体事实相结合，”“所以专家必须建立在通才的基础上，而通才必须要有专门的知识。”[15](P91)这些思想不仅对自然科学院的办学，而且对于延安各个干部高等学校办学都具有指导意义。而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则直接将这一办学思想带入延安大学。这一思想又直接形成了延安大学办学理念的核心---学以致用。根据这一核心理念，延安大学全面施了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办学体制。 1944年5月24日下午，新组建的延安大学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徐特立、吴玉章、李鼎铭等亲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要求延安大学不仅要为陕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而且要为全国的抗日根据地服务。他指出：“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延安大学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学好，要学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16](P154) 他在对自然科学院的指示中也强调：“科学院要一面在工厂实习中学习实际知识，一面改造思想，做学统一”。 ［4］（p130）朱德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延安大学这次开学是重新开学、重新教育、重学习，大家应好好学习当前实际。他号召大家把学与用联系起来，要自己动手，要参与生产工作，在生产中学习；学工科的与工厂结合，学农科的与农场结合。［4］（p81） 新的延安大学组建之后，根据整风运动的精神和党的领袖及西北局、边区政府的指示，制定了《延安大学教育方针及暂行方案》，正式确立了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办学体制。 这一办学体制，首先体现在学校的教青方针上。其教育方针强调：“本校教育通过以下各种方式和边区各实际工作部门及实际活动相结合，以期实际经验提升至理论高度，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与用一致。”其一、与边区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建立一定组织上或工作上的联系，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负责人，依具体情形，直接参加本校有关院系的教育工作和领导。其二、边区建设各方面政策方针与经验总结，为本校教学之主要内容，技术课以适应边区建设当前需要为度。其三、本校研究人员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边区建设各方面实际问题之研究，并依具体情况，定期参加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的工作。其四、本校学员在休息期内（指寒暑假期——笔者注）定期分别到各个实际工作部门进行实习。其五、本校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以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劳动习惯和劳动观点。[4](p137--138) 其次．这一办学体制还体现在课程的设置上。 延安大学成立与调整之后，根据学科专业设置与培养目标，进行了科学系统而又务实的课程设置。我们以学校1944年5月制定的《延安大学教育方针及暂行方案》中自然科学院的课程设置为例。 全院共同课： （1）数学（2）物理（3）普通化学（4）绘图（5）外国语 机工系： （1）数学（2）力学（3）材料力学（4）工程材料学（5）工艺学（6）机械原理及元件（7）原动机学（8）建筑学（9）机械设计（10）电工学（11）工厂管理。 化工系： （1）数学（2）定性分析（3）有机化学（4）理论化学（5）普通地质学（6）工业化学（7）定量分析（8）工业分析（9）化学工程（10）工厂管理 农业系： （1）农业植物学（2）农业化学（3）土壤肥料（4）遗传育种（5）农业病虫害学（6）边区农业概况（7）农业生产组织及管理（8）作物学（9）畜牧学（10）森林学（11）园艺学［4］（139-140） 这些课程设置既注意了各专业学科的基础理论，又注意了陕甘宁边区的实际需要，是学校“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方针在课程设置上的具体体现。 第三，这一体制也体现在学校教学科研与边区实际工作部门的联系上。学校将各院系既作为教学科研单位，也作为一面学习、一面工作的实际部门。如鲁迅文艺学院在1943年先后组织过“鲁艺文艺工作团”、“鲁艺实验剧团前方工作团”、“鲁艺实验剧团”、“鲁艺评剧研究团”、“鲁艺美术工场”、“鲁艺音乐工作团”等实际工作团体，或赶赴前方做宣传工作，或就地采风，帮助部队、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特别是帮肋广大农民开展文化艺术活动，从事研究、创作。同时还编印过《草叶》、《文艺战线》等文艺刊物。在前、后方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整个研究、创作、演出十分频繁，活跃，直接推动了教学水平的提高。鲁艺在延安时期创作演出，并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许多作品，如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歌曲《南泥湾》等等都是鲁艺并入延大之后创作和演出的。 自然科学院于1944年4月，将原设的生物系、地矿系、物理系、化学系改编为化学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农业系。自然科学院院长由中央军委军工局局长、著名的无线电专家李强兼任，学院建立了机械实习工厂、玻璃厂、化学厂等，还在延安、延长、子长、南泥湾建有实验农场。作为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进行科研活动的场所。农业系于1944年到1945年，曾对陕北的蠸谷虫害作过一次较细致的科学调研与防治实验。蠸谷虫是一种危害谷物生长的害虫，在陕北比较频发，－旦发生又很难根除，而陕北农作物又以谷物为主，因此其对陕北农业危害很大。经过农业糸师生一冬一春几个月的实地调研，并经过反复实验，最后终于找到了灭除的最佳方法，为边区农业的发展，特别主要农作物谷物的丰收奠定了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机工系的学习、科研、生产场所主要有两处，一处是炼铁高炉，二是机械实习工厂。在机械实习工厂，同学们轮流参加工作，生产了大批的铜扣，这些既铜扣牢固又美观，曾得到朱总司令的嘉奖。机工系还生产过大批各种类型的医用镊子。另外还生产过一些天平砝码等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完成的。化工系同学除在化工厂、玻璃厂、炼铁高炉等场所教学、实践外，还做过一些实验研究工作。如提取薄荷；用自然界植物茬的颜色试做燃料；用棉花杆做纸的原料实验；做二氧化硫燃烧弹；还将分馏得来的苯，硝化成苦味酸（又称黄色炸药）；从煤焦油中提炼甲苯；进行梯恩梯的硝化实验，并得到了产品等。还用荨麻油和石灰合成钙皂，再从钙皂中提取甘油等当时急需的军工产品。 行政学院的教育、财经、行政、司法四个系的主任，分别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柳湜、财政厅厅长高自立、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兼任。行政学院编写的有关财政经融、司法行政等有关方面的教材、规程以及中小学教材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司法、教育、行政等实践工作的总结和研究，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的老师许多是由陕甘宁边区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兼任。以至于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还特意讲了这么一段话：“今天开学，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你们的一些课都是由边区政府各厅的同志来教的，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你们是学习的，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自己来教课，这很好。同时，你们也要经常去请教，走上门去，也可以打电话，如果那一天没来教课，便将他们的军，请他们一定来。”[16](P154—155) 第四，这一办学体制同样也体现在学校的科学研究上。 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也是现代大学的本质属性。延安大学成立以后，其几任校长吴玉章、周扬、江隆基、李敷仁、副校长张如心及首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艾思奇、第二任院长何干之，法学院院长何思敬，教育学院院长刘泽如，自然科学院院长陈康白、，副院长恽子强，学校首任秘书长赵飞克等等，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吴玉章对历史学和新文字学的研究，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李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艾思奇、张如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何思敬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江隆基、刘泽如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何干之、荣孟源等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等等，都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意义。何干之的《中国民族战争史》、《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三民主义研究》，伊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何其芳、公木等的《陕北信天游》，乐天宇的《陕甘宁盆地植物志》等等，不仅在当时，建国后也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另外李强有关无线的理论与技术，林华关于石油化工，恽子强关于分析化学、赵飞克关于结构力学、杨作才有关建筑学的研究与实践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曾长期作为我国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统编教材，教育和影响了新中国几代大学生，这都与他们民主革命时期在延安大学任职期间的思想与学术积累有密切关系。 第五，这一办学体制同时还体现在生产劳动上。生产劳动既是学校教育的内容，也是学校建设发展的物质基础。它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思想教育，也就是学校教育方针所明确指出的：“以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劳动习惯和劳动观点”。其二与教学科研相结合，增强教学科研的针对性，培养学员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其三为了度过严重的困难，解决办学经费不足，提高办学能力。当时延大的生产规模很大，办有农场、工厂、手工作坊、运输社、商店等等产业实体。据1944年6月学校的统计，全校共有1660人（全校总人数为1877人，其中学员1302人）参加生产，其中1572人参加工业生产，136人参加农业生产，种有土地3458.83亩。上半年全校的生产总收益达到了63996220元（边币）,占到学校总开支的65.5%。［4］（p91）一位国统区的记者在采访了延安大学之后,撰文介绍道：“学员除了学习以外，还要参加生产劳动。一般规定是生产劳动占学习时间的百分之二十。…一到了春耕农忙的时候，这些‘学生哥’‘洋教授’就和农民一样扛起锄头上山去开荒种地了。每个人对于劳动都是以愉快的心情来接受的…这种生产劳动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及老百姓负担,解决财政问题（学校经费要自给百分之七八十）；同时是为使青年知识分子养成劳动习惯和劳动观念，纠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错误观念,以便更好地和劳动人民结合，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17］（p210）1944年9月，《延大生活》第一期上发表了一位署名为颯的同学写的一篇文章，描述自然科学院师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情景，生动地体现了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办学体制在生产劳动上的体现。文章最后写道“我们就在这个多样化的生产中开始了我们学习自然科学的第一课，不仅没被生产耽误学习，而且恰恰相反，生产与学习结合起来了。劳动教育了我们。十月份起，我们将烤着我们自己制造的炭基，在自己盖的教室里上课。＂[18](P217—220) 这样的生产实践对于学员们的思想改造，实际作风的培养，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精神的培育与锻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教学、科研、生产实践相结合“三位一体”的办学体制，是延安大学办学理念的核心---学以致用的具体化，其在高等教育史上是具有创新性和实验性的，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它的基本思想、原则和一些具体做法，对于我们今天高等教育的改革，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外人士访延纪实》[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 林迪生.延安大学简介［J］．民大生活，1949（31）. ［3］陕公女大青干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N］.解放日报，1941—8—28（1）. ［4］曾鹿平：《延安大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新编［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6］王炳照、郭齐家、刘德华.简明中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在省部共建延安大学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讲话［N］.延安大学报，2005—6—24（1）. ［8］储朝晖.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9］杨家福.大学的使命与文化内涵［j］新华文摘，2007，（23）. ［10］储朝晖.大学管理从“心”开始［N］光明日报，2012—01—30（5）. ［11］毛主席论教育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2］延安大学举行成立一周年庆典［N］解放日报，1942—9—22（4）. [13]于光远.周扬和我[A].王蒙、袁鹰.忆周扬[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4]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 [15]李之钦：《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7］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18］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本文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二0一二年第九期 |
